马来西亚先贤敦李孝式长子拿督李剑桥代表李氏家族将共有144个纸箱、多达18万页篇章的珍贵私人书信文件于2010年5月5日把有关文件移交给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收藏和保管。在捐献档案之后，李氏仍大方感谢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以及其图书馆管理层愿意扛起保存敦李孝式历史文件的责任。试问，在大马难道没有乐意扛其此保存之责任吗？然而，李剑桥此举引起社会广泛讨论，为何不是收藏在大马，相反的是新加坡？可能原因有二：一是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主席王赓武教授积极争取；二是李剑桥本身年事渐高，需要寻找一个可信靠的单位收藏此文献。当然，在保存史料动机上，陈氏有其积极想法，他表示：“作为敦李的后裔，他有责任保存父亲一生历程与功绩的史料，并加以收藏。”（参阅：6/5/2010,星洲日报）但是，可惜之处则是大马诸多机构却不能让此批珍贵文献有“藏身之处”。一个肯定的事实，透过此移交丰富且珍贵的历史文献，将有助于有兴趣研究大马独立史之士，并成为学者和文史工作者重要的参考资料。此外，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主席王赓武教授则表示，此史料能够让后人对马来西亚宪法的由来有进一步的了解，并能还原许多已被扭曲的事实真相。可是，对于大马历史研究学者或文史工作者而言，若有兴趣对此段历史研究的话，则需要到新加坡走一趟了。
对于笔者而言，拥有第一手资料文献不是凸现某个单位拥有权威性的问题。相反的，我们拥有此珍贵档案单位，如何让有关文献能透过鉴史和史释，让更多流失的史实能重见天日。更重要的，让遭到扭曲历史能被还原。此乃有关档案馆和历史学者或文史工作者必须慎重考量的。华研前主任文平强表达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他说：“敦李孝式家族移交18万页史料给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做得很对，因为新加坡有能力、有人才和专业可以保存这些史料。”（9/5/2010，星洲日报）话虽如此，但本来我国可保存的史料，就如此流落异乡，实在惋惜！无论如何，此次文献流落异乡也引起政府的关注，这是积极开始。我国首相署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士对参与建国的华人领袖史料大量流落异乡大为感慨。他决定向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建议，由政府资助全面收集、整理和保存这些珍贵的史料。（8/5/2010，星洲日报）若此事成真，何妨不是一件美事。不久的将来，我们或许目睹一间更专业和可靠的档案馆产生，并抢救更多一代又一代流失的史料。
回顾过去数百年大马教会历史的发展，从荷兰1641年占领马六甲而引进新教宣教活动，一直到19世纪才目睹宣教活动积极发展（最早开始应属圣公会于1805年在槟城的宣教），而在二十世纪更是宣教活动高峰期。如此悠久的宣教历史，教会在史料保存和档案管理到底做了什么？至今我们有多少第一手文献资料存放在基督教的档案馆呢？很可惜的，大马教会至今还没有一间有能力、有人才和有专业的档案存放处？为何？基本有两个可能性：一是大马悠久教会历史的原典史料可谓是存放在欧美国家，使到我们不关注本身历史研究的使命；二是教会长期缺乏关心文献保存任务，教会建筑物有许多不同用途空间，唯一缺少文献室。许多时候，史料堆叠如山时，我们却想尽办法将之毁灭。过去所流失的史料无法追究或追讨，无论是流落异乡的原典，抑或在本身手上所摧毁的文献。如今我们只能做到是培育教会和基督徒有个历史意识，勿再这一代把珍贵的史料当作垃圾丢掉！或许有人说，个人能力有限，自己没有兴趣长期保存这些珍贵资料。那么，笔者建议你将它捐献予某个有能力保管的单位，让史料不流失。在此，笔者首要呼吁各宗派或各教会领袖和牧者开始带头，妥当保管你的讲章、会议记录、相片等。在适当时候将它捐献出来，或者立下遗嘱，必须将个人的珍贵史料捐献予某个团体。笔者曾向某个已安息的牧者家属要求捐出牧师过去所收藏的文献，却不得要领，我心中纳闷。让我们一起尽一份力量，不要重蹈覆辙，将珍贵史料从我们手中白白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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